如何在看似突兀的“圈地運動”與相對沉寂的莊園田制之間發現其合理的歷史鏈條，以彰顯歷史內在的邏輯性，頗有意義。佃農對保有地穩定的占有，曾是中世紀的重要原則，其積極意義不可低估，同時須看到它仍然局限在莊園制框架下，承載著身份和權力強制因素。隨著佃農爭取自由斗爭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到十五六世紀，封建保有地性質發生明顯的“蛻變”。公簿持有農成為佃戶的主體，超過一半的公簿農地是限期保有地，并受習慣法和普通法保護；也就是說，佃農獲得了自由，同時，原封建保有地逐漸變為產權邊界更為清晰、租期更為明確的商業性土地或半商業性土地。與此同時，契約租地發展迅猛，其租期和租金幾近完全隨行就市?？偟膩砜?，可終止的土地租期成為普遍規則，也就是說具有身份印記的世代承襲的慣例保有地不可避免地衰減，正蛻變為契約性商業土地，法律也隨之更新。這一過程是漫長的，卻是相當深刻的，此為解讀“圈地運動”這一獨特歷史現象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依據，亦是極其重要的歷史節點。

　　內容提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各國推進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政策中，家庭政策都被視作重要的一環。從19世紀后半葉起，歐洲各國把控制墮胎與積極的家庭政策聯系起來，在刑法中列入“墮胎禁令”，以保證社會持續發展的人口供應，德國也不例外。然而時移世易，當《魏瑪憲法》創制有別于帝國時期的民主政治空間、強調公民自由權后，“墮胎禁令”的存廢問題便成為圍繞在家庭政策上的重要議題。人們從社會公正、女性自主權、職業醫生的診斷特權、人口增殖需求及種族繁衍重要性等多種角度掀起了三次爭辯高潮。魏瑪政府基于進步社會觀的考量，部分修改了該禁令。但日益碎裂化的政治格局與多元化的利益訴求，不僅讓有關“墮胎禁令”的改革問題成為又一個政治斗爭的舞臺，而且還增強了政府對私人生活的干預力度，進而凸顯了非衛生因素在決定墮胎合法性時的影響力。由此，魏瑪德國的家庭政策向服務于種族主義世界觀的納粹政權打開了大門，為其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政策與種族滅絕政策奠定了基礎。在這一點上，魏瑪民主體制再次表現出它的“現代性危機”特征。

　　內容提要charity是英國歷史上表示慈善的最常用詞語，但其概念卻在社會發展變遷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它從對上帝之愛發展到側重對鄰人之愛，后泛指一切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仁慈行為，到了現代社會其含義變得更日益多元。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charity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其既反映了不同時期慈善主導話語權的變化，更體現了英國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由此引發的慈善評判標準的改變也促進了慈善社會功能的不斷增強。而charity理念的發展恰好與近代以來英國商業社會推崇的自由競爭潮流相生相克，慈善無意中悄然成為英國消解商業社會弊病的有效方式。因而，charity樹起了英國社會進步的一面正義和友善的旗幟。由此可以說，厘清charity概念的源頭流變十分重要，它可為慈善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加開闊的視野。

　　內容提要朝鮮王朝大規模的對華書籍交流，令日本、琉球、安南等難望其項背，這主要是由地緣格局、政治結構和治國理念所致。朝鮮“小中華”意識刺激了對華書籍交流，而朝鮮對華書籍交流又促進了“小中華”意識的發展和變遷?？傮w來說，朝鮮前期的對華書籍交流帶有更多的“尊王”和“慕華”色彩，朝鮮后期則帶有更多的“尊周”和“攘夷”意味，但共同之處是，兩者都擺脫不了“事大”的影子杏耀，最終使朝鮮保持了政權穩定。朝鮮對華書籍交流和“小中華”意識深受王權和儒學的影響，因為兩者的現實訴求是維護王權體制，兩者的思想動力是追求朝鮮化的儒學。

　　內容提要日本陸軍在制定對華政策方面情報豐富、流程明晰，表現出很強大的決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對華決策過程中具有相當的發言權。20世紀20年代，由于對華外交理念的差異，日本陸軍和外務省在對華決策方面產生了不少矛盾，雙方的博弈經歷了三個階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達到了對華“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紀20年代，日本對華“二元外交”的本質是外務省在“常道”的背景下對日本傳統軍國主義外交的“二元化”。這一特點明確地體現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頑固性。

　　內容提要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南非的黑人城市化隨著工業化的開展而逐步推進。對于黑人城市化，白人統治集團內部先后有過多次爭論。為保持白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從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南非白人政府采取限制黑人城市化的政策，南非國會先后通過1923年的《土著（城市地區）法》和1952年的《土著法修訂案》，作為限制黑人城市化的主要法律依據，輔以各種方式控制黑人的流動與就業，在城市空間分布上隔離白人城市與黑人城鎮。限制政策滯后了黑人城市化進程，產生的負面效應至今仍然影響著南非社會經濟發展。

　　內容提要隨著歐洲人、非洲人源源不斷地來到北美大陸，“舊世界”的各種傳染病接踵而至，通過跨大西洋航行、貿易、戰爭和定居等殖民活動，被傳播到美國歷史早期的印第安人中間，并呈現出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兩大特點。這些傳染病導致印第安人人口的急劇減少，成為引發美國早期土著人口減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外來傳染病之所以造成印第安人人口的長期持續減少，主要還在于殖民主義的作用與影響。白人殖民者的各種殖民活動改變了北美印第安人社會的生態環境系統，便利了各種疾病的傳播和暴發，也削弱了土著民族應對外來疾病的能力，創造了外來傳染病在印第安人中肆虐并大量致死的外部條件。

　　內容提要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學術界的歐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在揚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學術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歷史判斷和史學視角，突破了傳統史學對歐洲早期中古史的經典敘事，為新敘事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歐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圍繞“蠻族歐洲”、“后帝國時代的社會轉型”和“基督教化”三個主題，新的研究趨向主要體現為：高度的綜合性、對多種歷史變遷的容納和更大的時空視野。歐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各項進展，正在匯聚成時空維度更大、對復雜的歷史經驗更具開放性的新敘事，冷戰之后對新“歐洲認同”的需要客觀上有助于促成這種新敘事的形成。

　　內容提要東亞歷史是整個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日本的東亞史研究較早地確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視角與方法，強調東亞社會的整體性、差異性和內部結構。日本的東亞史研究適應了世界形勢發展的趨勢，研究視野與關注領域不斷擴大，形成比較嚴密成熟的研究體系。日本學者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等多學科理論，實現了多領域的融合與貫通。他們強調區域史研究的社會功能，把與現實有直接關聯的歷史問題納入研究范圍。我們對日本的東亞史研究成果，應該采取批判地借鑒的態度，而不是盲目模仿與崇拜，更不能削足適履。

　　內容提要西方史學界的人權史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主要受國際局勢和史學研究趨勢的雙重影響。已有研究試圖從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權利觀念與社會及政治運動的互動中探尋人權的起源，40年代“人權革命”中國家、社會組織及個人如何處理人權理念與國家利益、國際和平的關系也受到學者關注。西方學者還考察了五六十年代人權在國際、區域及國家三個層次的不同歷史進程及其影響。關注70年代全球范圍內人權“突破”的學者則重新審視整個人權史脈絡，提出顛覆性看法，引發激烈爭議。已有研究的概念界定還不夠清晰嚴謹，人權與國內及國際諸多議題之間的關系還有待深入考察。人權史的未來發展在豐富主題和拓寬路徑方面展現出巨大潛力。